美國瑟谷創辦人Daniel Greenberg 在《感謝自由》一文中表達慶幸美國有自由辦瑟谷學校，節錄內容如下。其後畢業生Brian Macaulay 回應，觀點很有啟發，也在此節錄。
康帕聶(De Kampanje)，荷蘭一間歷史悠久的瑟谷姐妹校，因荷蘭政府對該校家長所提出的刑事訴訟而被迫關閉，原因是它的課程並未遵守教育部所要求的規定。教育部依據查核報告作結論，判定學校不符合資格，因為它沒有適當地評核學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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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全球的地理政治場景來看，你會以為瑟谷這種學校最容易獲得批准的地方是西歐，也就是美國之外擁有最悠久民主統治傳統的地方。如果你這麼想，你就徹底錯了。出乎意外的是，要開始一間像我們這樣跟傳統教育極端不同的學校，西歐反而是最困難的。
事實上，在英國、西班牙、法國（著名格言「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」的誕生國），要取得瑟谷模式學校的營運許可是不可能的。丹麥和德國的瑟谷學校營運非常困難，常須要妥協重要的原則。即使連聞名世界的夏山學校 (他們的前衛理念，瑟谷也有採納了部份)，也曾被英國政府威脅關閉，後來這爭論帶上了法院，夏山學校妥協，跟教育主管機關達成協議，才得以繼續運作。
康帕聶社群由創辦人克里斯特爾(Christel)和彼得．哈康柏(Peter Hartkamp)帶領，他們意志堅定、英勇盡力，尋找了所有的法律資源來維護在荷蘭合法開校的權利，讓家長能合法送孩子上瑟谷。最終，教育部的最高行政法院否決了他們的上訴，高等刑事法庭也否決了對家長的刑事訴訟之上訴。
我們和美國其他瑟谷學校得以自由運作，是因為全民的自由得到保障，而我們每天都應該感激這珍貴的禮物。
Brian Macaulay 回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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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荷蘭這情況為例，正正就是自由這議題，他們喪失的正是自由。康帕聶可以是間瑟谷模式學校，也可以是間嚴格的軍事學校──重點是自決權受到了約束。這權利是美國和西歐人堅信和維護的，那為什麼在教育政策上會有所不同？
以十九世紀晚期童工境況而催化強制學校教育的論調，聽來很有說服力。
我當然會毫不猶豫，選擇讓一個八歲兒童週一早上去學校，而不去危險的工廠。如果只有這兩個選項，當然沒有其他相反論點。
但這正好就是這種觀點的問題所在，它們是以虛假的二分法為推論，把事物簡化為兩個選項，以為明智的抉擇都只是二選一。
我或許不希望我的孩子被迫坐在書桌前，被強迫灌輸當時盛行的思潮（例如優生學），但如果另一個選項是孩子雙手會在帽子工廠裡被砍掉，那我當然不會再反對他上學。
但做出選擇之前要問的問題是，這問題中假設的世界，是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嗎？可是大多時候都沒有人這樣問。
孩子特別容易成為這類論調的犧牲品。家長希望──其實是需要──保護他們的孩子。很多人都會毫無遲疑地說這是他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，也很崇高；但政策制訂者、倡議者為了某些利益目的，會知道並利用父母的這個弱點。
行銷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汽車廣告充滿了跟安全有關的資訊，且常常特別跟孩子有關。製造商知道，家庭想要擁有安全的汽車，縱使現代汽車的安全標準多數是立法的結果，安全資訊在廣告中普遍流行，也顯而易見。
同樣的，廣告成功與否，也取決於虛假的二元對立呈現得多成功：「你可以買二零一四年的X款式小型休旅車，或是⋯」然後播出刺耳的輪胎摩擦聲、玻璃破碎聲、救護車警笛聲。不過， 汽車製造商賺取的，也只是我的金錢。
而荷蘭的例子中，他們所掠奪的，是自由。
這從社會上的日常討論可看出來：「支持這項反恐措施，否則你就會葬身恐怖攻擊」、「支持這個社會福利政策，不然你就會餓死街頭」、「支持死刑合法化，否則罪犯就會去盤算謀殺你」。
彷彿不做出支持的選擇就是個笨蛋，但事情不是非黑即白。如果有灰色地帶，明智的人往往會更小心評估自己的選擇，且無論他們的決定是什麼，他們也比較不會在未經深思熟慮下放棄自由。
所以虛假的二分法不能允許灰色地帶，它想要即時反應和情緒反應，它也必然造成這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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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也是為什麼虛假二分法最常用於教育層面。對父母來說，孩子的未來，深繫於父母的情感。因此，支持較多控制、較少自由的教育政策總是以這種方式來論述。
所有現代教育裡受歡迎的政策，皆是這樣呈現：「選擇這教育措施，否則你孩子的人生就會毁掉」。在已發展的國家，工廠大多已經消失，論點有所進化，熱心者會以相同的邏輯來推廣「共同核心1」、「不放棄任何一個孩子」、各種其他標準化測驗的概念，或「所有孩子都留在前面」等政策──我承認我沒有細閱當前教育提案，但即使有，也不會有任何差別。
無可避免，大眾對傳統學校以外的其他選擇，會聯想到奇異的境況：孩子因為無法與一群六年級中國精英學生競爭數理科工 (STEM2)成績，因此現在成為無業、無受教育的流浪漢，必須在垃圾桶裡檢食物，但這也失敗，因為他不識字，所以一直在史泰博文具店3後巷尋找吃剩的漢堡包，而不是去麥當勞找。
只要你在孩子教育上放棄更多選擇，以上這些情境都可以避免。誰又會反對呢？
美國內戰前時期，法律上和普遍觀點上都認為非裔美國人天生智力較白人低，因此認為利用他們為奴隸（財產）是完全恰當，合情合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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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同現代虛假的二分法一樣， 奴隸制度是建立在極不穩固的邏輯上。這對於生活在二零一四年的我們來說很明顯，但對當時的時空背景卻很不同。
如果你是（自由的）白人，從小被教導，這世界上有一種跟人類相似的物種，但其實是動物，你會相信嗎？我想說不會，但我是錯的。
如果我有生以來都被灌輸這個觀念，且從來沒有機會了解他們其實跟我一樣是人類的話，我根本沒有理由去懷疑。
這樣的文化裡，自由獲取資訊的限制，使我愚昧。但如果我曾跟一位奴隸相處傾談過，甚或只是讀過一些他們寫的東西，事情可能會非常不一樣。我大概會認為他的智力與我相同，或比我更高。我可能會開始懷疑他人曾經告訴我的事。
一位奴隸的筆桿也許不足以起義或瓦解奴隸制度，但它可能會開始改變人心與思想。
無論一個觀念有多根深蒂固，某些制度──例如奴役制──必須經歷這麼多的審視，明理的人才不會再相信那些支持者。
我不會將奴役制的邪惡與強制教育或任何現代社會制度畫上等號，但我的確看到它們非常明顯、重要的相似之處。兩者皆要求意識形態上的統一性，以讓現況能夠維持不變。它們容不下異類，即使是少數的。
所有不必要的兩極化論爭都是此如。即使不是所有奴隸都懂得讀寫，「非裔美國人不是真正的人類」的想法也會因自身的無知而不成立。一些相反的資訊就足以帶來改變，這是為什麼專制政權會將資訊控制視為必要手段。
這跟教育有什麼關係？相信他們的方法是唯一能讓孩子遠離拾荒的人，會認為一間康帕聶也太多了。康帕聶有在荷蘭社會製造出任何形式的「評估危機」？會有培養出一世代的傻瓜的威脅嗎？我不認為是這樣。
荷蘭一年有大約兩百宗因為騎單車死亡事故，大家會因而將販賣單車視為犯罪，並關掉所有賣單車的店嗎？康帕聶有兩百位學生嗎？差別在於單車騎士不會對任何人帶來意識形態上的威脅，不論有更多或更少人死亡，那不緊要。在單車的範疇，兩百宗死亡事故是政府對控制騎行可接受的損失範圍，儘管政府若以送走康帕聶的方式來管制騎單車，便可輕易將數字降到零。兩百位騎士還不算多，X位未接受評估的學生的威脅，卻促使政府必須規管。
如前所述，我不會向朋友傳福音般傳播瑟谷模式，我只會分享我的故事，聆聽他們的故事，然後我們各自繼續生活。但我的確注意到他們的反應和前述的疑惑。有時候有人事後會告訴我他們參訪了瑟谷網站，或在YouTube上看了關於瑟谷的影片，他們將會對此有所思考。
這很棒，也再次證明，我不需要傅教式宣揚我所相信的哲學。一個想法會存留或消失，取決於它自身的價值，以及機會空間。不幸的是，在這個例子中，掌權者並不這樣想。
譯者: Hema Wu